從周武王姬發奮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封建制度，並非猶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訂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時勢的趨使，無論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既如周初封建體制和師儒之道的精神，經過幾百年以後，也便衰落而變質。

到了春秋時期開始，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刪詩書、訂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做為後世的準則。孔門弟子，如顏淵、曾參是傳承孔門以道兼藝的精神，至於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藝兼道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魯定公、哀公時期的魯國，還能保留周魯儒術最為純樸風氣，這也就是後世和現在所說儒家學術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時期。

秦漢階段

       戰國開始，除孟子以外，如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術，便大有不同於曾子、子思傳承的道貫，而且由孔子所訂定的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傳說，也便各自主守師承，顯現分歧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為相，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權，便完全捨棄周魯儒家的典範，因此在秦、漢交替的七十年間，所謂儒家經世之學，幾乎命如懸絲，不絕如縷。
        劉漢興起的初期，舊史所稱譽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體上是以黃（黃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摻雜為主體。再傳到漢武帝時代，才有所謂「盡黜百家、一尊於儒」的時勢出現。如果我們站在現代思惟法則來追論漢武帝時代的文化歷史演變，對於「罷黜百家」之學的得失成敗，實在難下定論。但自漢武帝到漢宣帝以後，漢朝政權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階層，大致來講，確實是彬彬多文學之士，蔚成一代風規。
        東漢以後，號稱儒生數萬人，對五經章句訓詁的學問，反而愈來愈疏懶，一般所謂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學致君於堯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後的一群太監。在朝廷中的有學之士，厭惡太監們的擅權和專橫，一般自命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如小人們比而不周的黨派，因此與太監們競鬥權力，在歷史上便首先出現東漢特出的黨禍，終使劉漢政權，陷於衰落敗亡了事。但我們在前後《漢書》中，注意儒林的傳記，便可知道兩漢經師家法和授受的秩序，雖然對於周禮師儒之道的精義，並未能達到最高領域，而在那個時期中被認為名儒大臣們的章疏文辭，祖述周、孔法言，對於輔助當時現世的政治和教化，還是相當有力，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漢儒：「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生之效也」。這些雖是秉筆寫歷史的儒家們所說的主觀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實，不能完全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