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

到了魏晉時期，因受漢末儒學空疏迂闊的刺激，學術思想一變，偏向老子
、莊子、周易，三玄之學崛然盛行，儒家經學，幾乎有衰歇停頓的趨勢，尤其自東晉以後，政局演變成南北分治的割據局面，師儒之道的傳承，也就漸漸發生異同的見解，北魏和南朝的蕭、梁時期，對於儒家經學的義理注疏，文辭更臻縝密。南方的學者，喜新而厭舊，但北方的學者，守舊而疑新，甚之，譏誚南朝的學者標新而多偽。在此時期，印度進入中國大小乘佛學佈譯新知，與三玄之學互相合拍，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化吸收融會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論。
隋、唐之際，承接魏、晉、南北朝兩百餘年儒、佛、道三家之學的互相摻雜之後，思想開放，從儒學的六藝變成以文藝為勝場，文章詩賦，別開生面，唯有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彙成巨著之外，師儒之道的精義，專家傳經的風氣
，幾打絕響，李唐三百餘年間的文運，雄渾瀟灑，風流倜儻的別緻，其實，都是禪道與文藝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後，名臣學士，為了政見的異同而興意氣之爭，師儒之道的經義，在學術上並無特別的創見，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黨派之爭，無非是文人學士在政治上的意氣用事，禍延朝野。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間的高明之士，厭倦時勢，大多不逃於禪，即歸於道。

宋初名臣，即以師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權與君權之間分庭抗禮的氣節，因此而使宋朝尊重師儒之道的形跡，前邁漢、唐、後至元、明、清三朝，皆所不及。由此問啟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顥）關（張載）閩（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學儒宗，專事闡發心性的微言，自稱繼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學說
，從此形成後世的師儒名教，專守程朱章注，即為周、孔的絕學。甚之宋史也變易漢書、唐書的成式，別立道學與儒林的分類傳記，藉此標榜宋代的道學，方是孔、孟、顏、曾師儒之道的真髓。所謂儒林，只是文學辭章之士，還不及子游、子夏之輩於萬一，實在是一大出格現象。因此積成北宋時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黨爭，形成洛黨、蜀黨、朔黨等的異見，造成元祐黨禍的巨變，足為歷史的殷鑒。南宋末期，權臣名相，又起而打擊道學，指為偽學
，皆以學術意氣的主觀成見，做為政治鬥爭的戈矛，自相內鬨，終使宋室由文弱而至於滅亡，尤為可嘆！但在兩宋三百年間，割據北方立國的遼、金、元，乃至與宋室相終始的西夏，政教規模，大體上還是尊守孔、孟遺教，只是北方學者，大多援儒入於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學，別樹風格，甚之，有視宋明理學並未徹知儒宗，頗有異議，凡治文化學術史者，大多忽略這一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