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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精華與當今素質教育
郭齊家
本文提要：
當今爲什麽要提出“素質教育”：素質教育更加接近於教育的本質，更加符合教育發展和培養人才的客觀規律，“素質教育”是千百年來人類教育發展和改革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吸取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教育的優秀成果。
孔子與“素質教育”：孔子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體）、“美”（樂）、“才”等幾方面都得到全面修養和發展這一教育目標的“先師”。
書院與“素質教育”：書院之自籌經費、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標準化教學，強調道德氣節的修養，突出師生的情感交流等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對獨立的學風。
關鍵字：傳統教育、素質教育、孔子、書院
作者簡介：
郭齊家，生於1938年，湖北武漢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主要著作:《中國教育思想史》、《中國古代學校》、《中國古代考試制度》、《中國古代教育家》和《中國古代學校和書院》等。主編:《中外教育名著評介》、《中國小學各科教學史叢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全書》、《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實務全書》、《中國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等。與人合著:《簡明中國教育史》、《中國遠古暨三代教育史》、《陸九淵教育思想研究》等。
一、 當今爲什麽要提出“素質教育”
“素質教育”問題已成爲當今教育領域最受關注的問題，它關係到我國各級教育在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及人才規格等諸多方面的重要問題，這是在21世紀我們國家、民族迅速發展壯大的關鍵所在。因此，上到党和國家領導層，下到普通大中小學各級各類教育部門，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億萬學生及其家長都對素質教育給予了熱切的關注和深入的探討。
所謂“素質”，大致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個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點；二是後天經過環境、教育獲得的基本品質。這就是孔子講的“性”與“習”的問題，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1.。意思是說，人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爲習染不同，便漸漸地相差很遠了。孔子說的“性”，是人們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質，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徵；“習”就是習染，指的是後天環境和教育的影響所獲得的基本品質。“性相近”強調的是每一個人都有相近的本質，因而都有達到理想人格的可能；“習相遠”強調的是每一個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終取決於他後天的經驗活動和受教育的程度。當代著名學者熊十力先生把中國傳統教育中“性與習”的關係稱之爲“性修不二”。熊先生說：“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學之所以成也。《易》曰：‘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全性起修名繼，全修在性名成，本來性淨爲天，後起淨習爲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進力創起淨習，以隨順乎固有之性，而引令顯發。”2.意思是說，人如果沒有天然具足的本性，就失去了爲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習”，即不從事于修爲，則天性也不能顯發。所以說，“性”是成人的先天根據，而“習”是成人的後天根據，二者是內在地統一的。
爲什麽要提出“素質教育”？“素質教育”的提出，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時代發展的産物。人們根據當今世界變化和發展潮流，提出了實施“素質教育”的緊迫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當今國際社會主要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第一．冷戰結束後，世界向多級化方向發展，爲了搶佔經濟和科技的制高點，全球的競爭日趨激烈，這種競爭又是以合作爲前提，民族經濟之間越來越相互依賴、相互補充，一國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日益取決於他國和他地區的經濟發展，這種國際趨勢的出現，對我們的人才素質提出了挑戰。日本較早提出了“國際人”的人才培養要求，日本提出“爲培養具有國際社會生活能力的日本人，應加強國際理解的教育”。美國一個由33位大學校長和權威人士組成的迎接挑戰委員會在一份致總統的建議書中“建議”：1．支援並加強國際問題的研究和學習；2．鼓勵教師和學生的國際互換；3．加強各級各類學校的外語教學；4．幫助美國高校與外國高校開展教育與科研的合作交流。1994年4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的“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題爲《學習：內在的財富》的報告，指出教育應該具有四個支柱，即學知、學做、學會發展、學會共同生活。
第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既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亦帶來了對社會的危害和負面的影響。人類社會發生了幾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帶來了人類物質文明的巨大進步與飛躍，但也産生了一系列世界性的問題，如資源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心病加劇、價值標準失范，道德滑坡等等。“科學技術是一柄雙刃劍，對善和惡都會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主要反映在社會問題和人文精神的失落這兩個方面。
第三．文化時代的到來。其特點如下：一是知識已滲透到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領域並處於中心的位置；二是知識制約並決定了經濟、産業發展的方向、結構和水平，並且成爲一種産業；三是知識已成爲權力的象徵，成爲能影響財富、政治權力的最重要權力的來源。可以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就是“知識的差距”。
當前提出“素質教育”，從積極方面說，就是要使我們的教育積極適應當今國際社會發生的變化，培養當今時代所需要的人才。法國《回聲報》2000年5月9日發表題爲《人才戰加劇》的文章，指出“現在已進入人才時代，企業的價值取決於它的人才，領導幹部的素質至關重要”3.。從消極方面說，是針對當前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而言的，其主要表現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更加趨向功利主義，學生的全面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束縛，甚至是畸形發展。有些學生成了接受知識的容器，將自己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局限於課本知識內，通過各種機械的學習和訓練來獲取考試成績的高分，但作爲現代人應有的素質卻非常貧乏，手拿高分成績單，卻缺少應有的適應社會的能力。重理輕文造成學生素質的低下。學生只看重自己的學習成績，缺少對他人的和社會的關心。學生缺乏良好的道德觀念和道德素養，甚至身心得不到健康發展，學生缺少豐富的個性和創造性，缺少創造性思維和活動，獨立思考力和動手的實踐能力貧乏。過弱的文化陶冶，使學生人文素質不高；過窄的專業教育，使學生的學術視野不寬、學術基礎不牢；過重的功利主義導向，使學生的全面素質培養與基礎訓練不夠；過強的共性制約，使學生的個性發展不足。
爲什麽要提出“素質教育”？因爲素質教育更加接近於教育的本質，更加符合教育發展和培養人才的客觀規律，“素質教育”是千百年來人類教育發展和改革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於傳授知識，而是在於提高人的素質。但人的素質的提高終究是需要一種媒體，知識就是提高人的素質的最重要媒體之一，包括經驗。對兩者關係的不同處理，引起了兩種不同的教育觀：一是重知識，認爲只要有了知識也就有了能力，也就提高了素質。這一觀念在教育中被逐漸強化了，並影響到學生，使他們的學習較多地停留在知識的層面。二是重能力。相對而言，人的能力遠比知識重要。因此教育不僅要向學生傳遞知識，更重要的是促進他們將接受的知識轉化爲自身的能力。三是重素質。能力一方面不能覆蓋人的全面素質，容易導致對非智力因素的忽視。另一方面，能力和素質比較而言，素質更內在、更根本，而能力只是素質的一種表現。因此教育應當把注意力和著重點落在提高學生的素質上，注意整體的人格的提高，把以往重知識、重能力的教育認識水平再提高一步，提高到更加注重人的素質的新水平上來。使學生所學的知識得以最大程度的“內化”，身心潛能得到更好的開發，人格整體水平得到進一步的昇華。這種認識應當說既包括了對能力培養的重視，同時也肯定了知識的基礎作用。這種認識更接近於教育的本質和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
江澤民主席1992年9月9日在北京師大慶祝校慶九十周年之際爲師大的題辭：“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譜寫中國教育的新篇章”。江澤民主席在1995年10月6日爲《中國傳統道德》一書的題詞：“弘揚中國古代優秀道德傳統和革命道德傳統，吸取人類一切優秀道德成就，努力創造人類先進的精神文明”。1997年9月12日江主席在党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淵源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這一重要論斷，闡明了社會主義新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歷史聯繫。社會主義文化是個大概念，包括社會主義教育及今天提倡的“素質教育”，及其與傳統教育之間的歷史聯繫。1997年11月1日江主席在美國哈佛大學作了一個著名的演講，他說從歷史文化角度來瞭解和認識中國，是一個重要角度，因爲現實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四大發明”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的文明傳統，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國的發展方向。這些論斷不僅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價值，而且說明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至今仍然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精神動力。
根據江主席一系列講話的精神，我們想探討一下中國傳統教育的優秀成果與當前素質教育之間的關係，來說明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素質教育”更加接近於教育的本質，更符合教育發展和培養人才的客觀規律，它是千百年來人類教育發展和改革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它吸取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教育的優秀成果。
二、孔子與“素質教育”
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美國考察時發表演說，著重介紹了中國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墨子。他說：“孔墨教育含有三種性質：（一）專門教育；（二）陶養德性；（三）社會教育。孔子有普通學六種：即禮、樂、射、禦、書、數。專門學四種：甲.修詞學；乙.倫理學；丙.政治學；丁.文學。孔子主張陶養性情，發達個性。其教人之法，爲因材施教。其總的道德主義爲中庸，與西哲亞裏士多德相似，又極注重社會教育，故其收學生，無年齡界限及職業界限。”蔡元培先生考察歐美後得出的結論是，理想的教育應包括中國傳統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專深研究，美之服務社會等，“大學教育應采歐美之長，孔墨教授之精神”，“照以上所述之歐美教育新法，與中國古代教授法……應參酌兼采”。4.
當代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自從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處於優勢以來，人類的生存沒有比今天再危險的時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劇，而且社會管理也很糟糕”。他認爲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墨家的仁愛學說，是解決現代化社會倫理問題所急需的。他說儒家的仁愛“是今天社會之所必需”，“墨家主張的兼愛，過去只指中國，而現在應作爲世界性的理論去理解。”5.
西方75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一次集會後發表的宣言中認爲，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繼續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亂，就必須回首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6.
孔子曰：“有教無類”7.。馬融注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皇侃疏曰：“人乃有貴賤，宜同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庻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8.所謂“類”，即指按政治地位的貴賤、庻鄙等種類。西周的學校爲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所壟斷，不僅奴隸主貴族與平民、奴隸之間有嚴格的階級界限，就是奴隸主階級的內部也等級森嚴，有貴賤尊卑之分。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給他以教育，不分貴賤、庻鄙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類”的，教育大權是把持在少數貴族手裏，那時叫“學在官府”。孔子的時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9.。“有教無類”，即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壟斷局面，適應了“士”階層的興起及文化學術下移的歷史潮流，其實質是要求將教育物件從貴族擴大到廣大平民，擴大了學校教育的社會基礎和人才的來源，把學校由“官府”移到“民間”，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這就是蔡元培先生講的孔子“其收學生，無年齡界限及職業界限。”
當今“素質教育”討論很熱烈，有人認爲其重要精神就是：面向全體、全面培養、全面發展，人人有得，學會高質量地生存。湖南汨羅人歸納“素質教育”是：“從孩子出發，一切爲了孩子，爲了一切孩子，爲了孩子的一切。”
所謂孔墨的精神，就是仁愛兼愛，有教無類，面向全體，爲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士”，而“士”的標準是“君子”或“君子儒”。孔子對“君子”的要求是：“修已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修養自己，保持恭敬謙遜的態度；修養自己，使一般人安樂，使老百姓都得到安樂。
修己――講的是“德”。孔子尤注意把握仁者愛人的忠恕之道。用肯定的方式說，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1.，也就是關心人幫助人，認真爲社會做事，這便是忠。用否定的方式說，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2.，也就是要寬待人，體諒人，尊重人，不損害人，這便是恕。假如你不能自覺幫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損害他人，這個“他人”既指個人，也指群體，包括民族和國家。道德行爲都是相互的，普遍倫理必須普遍適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適用的道德原則。而且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礎性和普遍性，是人類社會維持正常秩序的起碼準則,被稱爲黃金規則。孔子說：“君子學以致其道”13.，“篤信好學，守死善道”14.，就是說，君子應該有堅定的信仰和好學的精神，應該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實現理想，捍衛正義。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15.品德沒有培養，學問不去講習，聽到道義在那裏卻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點卻不能立即改正，這些都是我所憂慮的呀！
安人――講的是“才”。孔子強調君子應有的治國安民之術，治國安邦的才幹，具有一定的才智和從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國”，能長“千室之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季康子想在孔子三個學生中挑選人才，孔子說：“由也果”（子路果斷），“賜也達”（子貢通達），“求也藝”（冉求多才多藝）均可在政位上獨擋一面。16. 孟武伯曾問孔子其弟子情況，孔子說：“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子路這個學生，如果有千軔兵車的國家，可以叫他負責兵役和軍政工作），“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冉求這個學生，千戶人口的縣份，可叫他當縣長，百軔兵車的大夫封地，可以叫他當總管）；“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公西赤這個學生，穿著禮服，立於朝廷之中，可以叫他接待外賓，辦理交涉）。17.
孔子還說，君子應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養：“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18.仁德的人不憂慮，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懼怕。
此外，孔子還注意美育陶冶，他提出君子要追求“盡善盡美”19.“美”指聲音，就藝術形式而言；“善”指內容，就藝術實質而言。還提出君子應“文質彬彬”；“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20.樸實多於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於樸實，又未免虛浮。文采和樸實，內容和形式，配合適當，這才是君子之修養。
由此可見，孔子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體）、“美”（樂）、“才”等幾方面都得到全面修養和發展這一教育目標的“先師”。
孔子教學的基本方法是啓發誘導。他認定掌握知識、形成道德觀念，應該是一個主動探索領會的過程，因此在教學中他特別重視學習的主動性。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21.只讀書而不思考，就容易上當受騙，只思考而不讀書，問題仍疑惑不解。這說明學習不能脫離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將學來的知識消化吸收，那樣學了也無用處。如果只思考而不學習，會流於空想，那也是有害的。
幾年前山東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吳階平副委員長在會上即席談話，說他在三十年代英國留學時，無意中翻開一位英國青年學生的筆記本，在其扉頁上用英文寫了兩段語錄。一段就是孔子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另一段是韓愈說的：“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22.一位英國青年大學生在三十年代就用這兩段話作爲座右銘，使吳階平先生十分感動。
孔子有句名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23.“啓發”一詞由此而來，“舉一反三”成語亦由此而來。朱熹注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甚意。發，謂達其辭。”24.
孔子還認爲思考的主動性具體表現在遇到問題時就問“怎麽辦”，這意味著學生動腦筋思考問題。孔子說過：“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25.對於一個遇事不問怎麽辦的人，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了。
孔子經常運用啓發式的教學教育學生，例如當子夏讀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幾句詩（巧妙的笑容真好看啊，美麗的眼睛真明亮啊，潔白的底子上畫著花卉啊！），問孔子是什麽意思，孔子就啓發子夏說：“繪事後素”（先有白底然後畫花，作畫須先有素潔的底子）。子夏領會到孔子是說“禮”須建立“仁”的思想感情的基礎上，但子夏對這個想法還不能十分肯定，於是進一步問孔子：“禮後乎”？（是說禮在後吧？）孔子聽了很高興，稱讚說：“能夠闡發我意思的是子夏呀！現在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26.這首詩的原意如何，且不去究論，只是從教學法的角度分析，顯然孔子在這裏運用的是啓發式而不是注入式。他避免了用簡單的道德說教，利用形象思維的作用，由生動具體的畫面，引向抽象的道德觀念，以便使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主動地去認識“仁”的意義，從而自覺的接受禮的約束。
孔子通過長期的私人講學的實踐，創造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他把因材施教與啓發誘導結合起來，即從學生的個人實際出發，運用啓發誘導的方法，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以保證培養目標的實現。
宋儒說：“夫子教人，各因其材。”由於孔子注意從學生的具體實際出發進行教學，所以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說教，往往學生問同一樣的問題，而孔子回答卻不盡相同。如孟懿子問孔子：“怎麽才算孝？”孔子答：“無違。”意思是說，無論在父母生前死後，都要依照周禮的規定，不能僭越，這才算是孝。孟武伯問怎麽才算孝？孔子答：“父母唯其疾之憂”。意思是說，要關心父母的健康情況，這是針對這位元闊少爺不關心父母的冷暖疾病而說的。子遊問孝，孔子認爲子遊對父母的生活還注意照顧，於是就提出加強對父母的恭敬，所以說：“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孔子回答曰：“色難。”意思是說，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給父母吃，還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對父母的態度要和悅親切。27.
據《論語·先進》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三、書院與“素質教育”
書院之名始于唐代，書院制度的形成在於宋代。唐代的書院是藏書、校書的場所，相當於一個圖書館或博物館。書院也起源於私人講學。宋以後科舉考試盛行，官學教育成爲科舉考試的附庸更趨於形式化，造成了人才的危機；五代以後雕版印刷被廣泛採用，印書藏書之風廣爲流行，指導讀書也成爲社會的普遍要求；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學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學家和知名學者，效法佛教徒于山林名勝之地修習講經制度。於是傳統的私人授徒、家學，在具備充分的藏書基礎上，在理學教育思潮推動下，出現了一種高於蒙學的高級的教育組織形式，即宋代的精舍和書院。宋初含教育性質的著名書院有：石鼓書院（湖南衡陽），白鹿洞書院（江西廬山）、嵩陽書院（河南登封）、嶽麓書院（湖南長沙）、應無府書院（河南商丘）、茅山書院（江蘇江寧）等。書院經歷了宋、元、明、清四代數百年之久。
書院的類型有官辦的，有民辦官助的，也有私人辦的。書院的創立，可以補官學之不足，書院的辦學的目標，首先是要求士子學做人，追求人格之完善，而不是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爲官作爲主要目標。書院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多樣化，不只是爲了應考科舉，可以適應社會多方面的需要，培養不同專業和不同層次的人才。
書院教育德行、學問並重。朱熹在《白鹿洞書院學規》中明確提出“爲學”的目的首先是“修身”，而“修身”之要義是“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接物”的要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在“修身”與“學問”之間，是以“修身”爲本。這是以德行爲先，求知學文爲後的中國儒學傳統。用今天的“素質教育”的話來說，就是重視德育，培養學生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增強其心靈素質和道德素質，而不是單純地傳授知識。
書院的山長（院長）或主講，往往就是知名學者或是一個學派的大師，一般來說即成爲該學派的學術研究和教育活動基地，如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陸九淵建象山書院，明代王守仁、湛若水各標其學術主旨，紛建書院，明末顧憲成、高攀龍主持東林書院，發揚“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精神，提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清代阮元建詁經精舍，重經史訓詁，倡漢學。清末俞樾主持詁經精舍（杭州）、王闓運主持尊經書院（成都），黃以周主持南菁書院（江陰）都培養出一些博識通才、成績卓著的學者。古人說“務學莫如務求師，”要培養人才，選擇師資是最爲重要的。而且每個書院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內容，重視自己的特色，這是很重要的。
書院教學注重講明義理，躬行實踐，多采問難論辯式，注意啓發學生思維，培養學生學習興趣與學習能力，並倡導學術爭辯和學派交流。宋代已倡“會講”，類似今天的學術討論會，進行學術交流和爭論，但沒有固定的形式和組織。如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曾請陸九淵去講學，陸九淵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章，聽衆感動有流涕者。朱熹把陸所講的刻在石碑上。朱陸學派不同，請不同學派學者來講學，並且這樣重視，既體現了“百家爭嗚”的學風，也表現出學術上互相尊重的高尚風格。明代書院從“會講”發展爲“講會”，即將會講制度化，形成組織，並訂會約，類似今天的民間學會、民間學術研究團體。
書院教學以自學，獨立研究爲主，以答疑形式進行教學。宋以後流行的各家語錄，即是師弟子間回答的紀錄。師生關係融洽，以道相交，師生之間感情深厚，師生朝夕相處，同學互相切磋，從起居生活到學習研究都在一起。大師以“人師”自律，學生則以“醇儒”自策。弟子視師長如父兄，師長視學生如子弟，互學互助，和諧共進，團結和睦，親如一家，這也是書院制的特點，很值得我們今天教育上重視。
書院影響到國外，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如英國最早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曾派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來華的歐籍傳教士與華僑學生，馬禮遜把《聖經》譯成中文，並編輯出版《英華字典》。1840年理雅各繼任英華書院院長，他也是一位漢學家，曾將《四書》、《五經》譯成英文。清末民國初教會書院達數十所，其主要目的是培養傳教士，但對中西文化交流及人才培養也起了一定作用。如上海美國基督教聖公會辦的聖約翰書院（由培雅、度恩兩書院合併而成）就是聖約翰大學的前身。廣州格致書院就是嶺南大學的前身。南京的金陵大學也是由宏育書院與彙文書院合併而成的。這些書院和大學都曾爲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才培養作出了貢獻。至於書院對日本、朝鮮的影響就更大一些。
湖南自修大學是毛澤東、何叔衡等1921年創辦的最早的一所革命幹部學校。在《創立宣言》中要求“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煎滌不良的習慣，爲革新社會作準備。”在《組織大綱》上提出，注重學員自學，反對灌注式施教，強調自己看書，自己思索，共同討論，共同研究。“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周流於社會。”
20世紀20年代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其辦學宗旨是：“延名師，拓精舍，招海內成學之士。”它雖未用書院之名，但頗具書院的性質，延聘了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雖然只辦了四年，但培養出好些知名學者。
1924年清華校長曹雲祥向胡適請教如何創辦研究院，於是“胡氏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爲研究院繪一藍圖。”28.
1925年3月6日清華學校校務會議通過的《研究院章程》其中第六章“研究方法”第一則稱：“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爲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時期中，于國學根柢及治學方法，均能確有所獲。”29.
同年，胡適的好友，同樣留美歸來的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聯名發表《一個改良大學教育的建議》，特別標舉中國的書院精神，希望將其與歐美大學制度相結合：“我們以爲當參合中國書院的精神和西方導師的制度，成一種新的學校組織。中國書院的組織，是以人爲中心的，往往一個大師以講學行誼相號召，就有四方學者翕然從風，不但學問上有相當的研究，就是風氣上也有無形的轉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書院的組織太簡單了，現在的時代，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博通衆學，滿足幾百千人的希望，而現在求學的方法，也沒有一個而貫注幾百人的可能。要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可以兼采西方的導師制。就是一個書院以少數教者及少數學者爲主體；這個書院的先生，都有舊時山長的資格，學問品行都爲學生所敬服，而這些先生也對於學校（生）的求學、品行兩方面，直接負其指導陶熔的責任。”30.
任、陳《一個改良大學教育的建議》中心思想是取西方大學管理之組織與中國古代書院教學之精神，使二者合而爲一。
錢穆先生說：“新學校興起，則皆承西化而來。皆重知識傳授，大學更然。一校之師，不下數百人。師不親，亦不尊，則在校學生自亦不見尊。所尊僅在知識，不在人。”31.爲師的不自尊，求學的不重道，所謂“全人格的教育”根本無法落實。我們今天提倡“素質教育”，要求教師“教書”與“育人”並重，所以書院的特點與優勢，應引起有識之士的重視。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1941年4月的《清華學校》第13卷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大學一解》，此期是（清華）“大學三十周年紀念號上冊。”
梅是首批“庚款”留美生，留美學電機工程，1914年畢業回國後任教清華，長期教數學、物理、英文等課，1926年作爲物理系首席教授經教授選舉爲教務長。1928年開始任“清華學生留美監督”常駐美國。1931年回國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他學的專業是科學，而不是“人文”，更不是“中國人文”，他曾長期生活于、實踐於美國高校，深知美國大學教育的現狀、歷史和理論。可是梅氏總結中國大學教育經驗，卻鮮明地、堅定地選用中國人文經典《大學》的原理，而不是選用他亦深知的美國西方的的原理，始終貫徹前者，而將後者放在比較、參考的地位上。他認爲中國的大學教育，不是由中國本土的高等教育演化而來、而是自西方移植而來。但中國本土的高等教育與西方的大學教育，制度不同，精神相通，這是中外古今相通的教育的最大目的。教育的最大目的，屬於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古今中外相通。在梅看來，大學精神之所寄，在於教師之樹立楷模與學子之自身修養。他說：“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依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知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32.這一思想，在《大學一解》中，得到更加精彩的發揮：“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孟子曰，‘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間嘗思之，遊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爲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此語若出於章太炎、梁啓超，或者馬一浮、梁漱溟，一點也不奇怪，而出之於中國最爲西化的清華大學校長之口，則非同尋常。他掌握的事實，是現實與歷史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人文與科學的統一。
總之，書院之自籌經費、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標準化教學，強調道德氣節的修養，突出師生的情感交流等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對獨立的學風。
我們希望蔡元培先生的大學理想能夠實現：中國傳統的孔墨精神，加之英國之人格教育，德國法國之專深研究，美國之服務社會。但在此之前，如何協調西方教育體制與東方傳統精神、政府行爲與民間學術、人文修養與專才教育、大學規模與教學水平、思想自由與相容並包、乃至大學的結構與主體、功用與義務等等，值得認真研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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